健谈、风趣、硬朗；敏锐、爽直、豁达；知性、自信、温暖。这是记者在采访韦钰院士时随手写下的感受。回来再听采访录音，感受依然如此。这是一位给记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科学家。她那温厚坦率的声音久久难忘，情不自禁地要把它放到30年的历史背景中，想象着它会怎样影响和改变着韦钰的命运。
今年3月18日，是“科学的春天”30周年。1978年3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具有非凡的意义。这天，标志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共有5586名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一大会。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自此，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改变。韦钰，就是这许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1979年，作为我国首批出国留学人员之一，她用不到3年时间获得西德亚琛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1986年起，执东南大学校长帅印。1994年，成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1993年起担任10年国家教育部副部长。2001年，就在她即将从官员位置上退休时，她开始致力于科学教育实践与脑科学研究，希冀借此“选择和鉴别教育政策和策略”，并且从学术层面倡导实证教育。
因此，在这30年间，她不仅做着前沿的科研工作，而且参与了变革时期的科教管理，参与了变革时期中国科教事务的决策。可以说目睹了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30年的进程。
“1978年，给我一个春天”
1978年，韦钰参加出国前的外语考试，对于出国她并不十分情愿，是她研究生时的导师勉励她去考。一旦决定去做，就显示出她的实力和果敢。她的出国经历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真实的人性与心态。
问到为什么会选拔韦钰出国，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韦钰受益于陈毅的“高教61条”，1961年本科毕业后被推荐读本校的研究生，并于1965年毕业，她是当时唯一能够完整完成全部研究生培养过程而毕业的研究生。
她的成绩非常优秀，毕业成果参加了第一届高教成果展。但是随之而来的“文革”，因为她的导师陆钟祚教授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同时也因为家庭问题，韦钰成为“资产阶级的苗子”、“狗崽子”，因而被迫离开研究室，丧失了从事科研的权利。
差不多10年光阴就这样过去了。韦钰回到导师身边、回到研究室时，选拔出国人员的机会来了。但是，当时韦钰并不那么想出国，是导师一再说服，她才去参加选拔考试。不仅如此，负责人事的老师还善意地把档案中关于父亲母亲的不实材料取出来，使她能够顺利通过最初的政审。结果，韦钰的英语笔试成绩非常好，但口试却因为成为竞争对手的同事不知为什么不通知她，而差点失去机会。当年全国首次选拔100名留学人员，50名去美国，50名去德国。
种种原因，去美国的后备人数明显多于去德国的。也正因为如此，韦钰下决心让路。“不和他们争”，放弃英语改学德语。韦钰暑假时把孩子丢到上海老人处，自己跑到上海外国语学院，找到一本德语讲义，硬是用了一个月时间，把这本讲义“啃”了下来，但是一个单词都不会读。神奇的是她的德语在江苏省考了第一名。这一年，江苏一共考取两个人，韦钰是其中之一。“我是名副其实自己考出去的。”韦钰说。
“所以，1978年的时候，我们认为那真是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非常珍惜，一方面没有信心，我们经历了‘文革’，看到那么多好的老师，没有发挥才能。我们是‘文革’前毕业的，那时已经做得相当好了，但是这10年把我们的许多时间都浪费了。我们几次想冲到业务范围中去，但是没有条件，最好的时光已经荒废。”
1978年，韦钰38岁。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在那样的年龄，韦钰从头开始，冲击了第二外语。年底，他们这一批所有准备出国的人到北京集中，计划当年就出发，因为小平同志要到美国出访。“我们耍赖皮，说小平又不到德国去，就让我们回家过了年，1979年春节后才走。”韦钰回忆说：“1978年，给我一个春天。在我们面前开辟了那么大的前景，一辈子的愿望这时候能够实现了，而有多少我们的同龄人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为了报答东南大学的那份恩，我没走”
1978年临出国前，韦钰在北京看了一个有关周总理生活和工作的展览。总理东渡日本求学，怀抱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理想，给韦钰留下深刻印象。这个展览对她留学和留学归来后的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回想那时出国留学，有一种悲壮在里面。韦钰说，他们是带着老师的嘱托和厚望、带着责任出国的，而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无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春天。因为韦钰在很多时候谈到总理对她的影响，所以，邓颖超还特别寄给她总理的全集。这一切，让她在德国勤奋学习、刻苦攻读。
“我们那批出去的都回来了，没有不回来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时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韦钰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为什么回来，很简单，没想过不回来。”“有的人是回来后感到非常失望，后来又出去的。”“那一批送出去的人，除了回国没有想到过有第二条路。”不仅如此，韦钰回国后还把留学中省吃俭用攒下的奖学金捐给国家，她的举措曾令外国好友非常不解。
韦钰至今感谢东南大学给她提供的机会，让她能够拿到博士学位再回国；至今她认为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对她是有恩的。她不仅是第一位获得该校博歇尔奖章的中国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在那里找到了自信、获得了尊重，集中精力做了很多事情，并且也认识到自己能够做很多事情。
然而，韦钰虽然回来了，虽然她最终没有选择离开，虽然有学校里包括钱钟书表弟钱钟韩院士在内的一批人的支持，但1981年回国以后还是发生了即使现在看来也令韦钰很难承受的事情，“我差点就被别人整下去了”。“那时国内环境真够臭”，韦钰直截了当地说。回国后，她在学校作了一个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一些学科需要改变，应该发展生物电子学等大胆说法。报告经由报纸报道后，韦钰成为全国知名人士，并得到邓颖超的接见。
但是，她的学术观点无意中触犯了颇有影响力的某些同行的利益。有的同行把她说成是“虚假撞骗”。学校要提她做教授，主管部门反对，理由是年纪太轻，还派人专门调查。可以想见，韦钰当时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为什么我没有走，因为我知道，我是多少人的希望，我是走不得的。”
回首这段往事，韦钰表现出的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平静，她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这也不是个别现象，它是一种制度和文化造成的，现在的科研大环境已经好多了。而且，最终是因为无数学者和领导的支持，使事情最终得到解决。
1985年她担任学校医学与生物工程系的系主任，这是她创建的系。随后成为主管科研的副校长。1986年担任校长，那一年，她还不到47岁，是当时我国第二个重点大学的女校长，开始了风生水起的高校改革。大幕拉开，辉煌由此铸就。很多人都认为韦钰在的时期是东南大学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一点，从过去学生给韦钰博客的留言就能够看出来，有多少美好的怀念和回忆留给那个年代。
同时韦钰也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非常好的年代。在科研上，国家开辟了自然科学基金，开设了基金申请制度。韦钰说她第一年就申请了9万元，作生物分子电子学的基础研究。直到1993年，她来到北京。她都认为那是高教改革等等进行得比较好的时期。
“科学家没有诚信，全都完”
最重要的是成功了，韦钰自豪地说。韦钰回国以后的科研工作，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全新的学科。由电子学转向国内还没有人做的生物分子电子学。最初课题组只有三四个人，在一间废弃的厕所开始工作。现在的东南大学生物学工程系，去年被评为全国该学科中最好的重点学科。她付出代价倡导的学科已经是最热门的学科了。这令韦钰骄傲，也许科研是她的最爱，是她的起点与终点。
2001年，就在她要卸任教育部副部长前，她在中国倡导“做中学”项目，倡导中小学的科学教育改革，涉足“脑与教育研究”的崭新领域。2002年，她在东南大学建立了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并出任第一届主任；2005年，她创办的江苏汉博教育培训中心正式成立。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做得有声有色，不仅获得国际儿童科学教育奖，而且，承接来自中国工程院及其他机构的课题，发表学术文章，参与国际上的学术会议。她乐此不疲，用她博客上的话讲是“平静而轻松地漫步在科学的无限空间”。
比较现在和过去科研人员的心态，韦钰说，那时候的人都非常想干活，不计报酬。她的实验室聚集了一批来自各个学校不同学科的优秀学生，培养的这批人才现在非常活跃。现在实验室的4个长江学者都是韦钰当年的学生。
谈到现在科教界的问题，韦钰认为，国家的科研环境有了很大改善，现在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人的水平问题，而是科学要恢复它真正的面目。她认为科学界最重要的是诚信，科学研究没有了诚信、没有了真实，就全完了。科学精神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科学家必须守住的底线就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恪守诚信，如果把这一点丢掉了，就不是科技工作者。只要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守住这一条线，其他都不是什么问题。甚至我们的质量和水平低一点都没有关系，不能在《科学》和《自然》上发论文也没有关系。承认我们不行并不丢人，但是做虚假的东西，作弊、作假会让我们在世界上抬不起头。而且如果科研人员拿虚假的东西“忽悠”国家，那我们的科学大厦最终是要垮下来的。目前科教界最大的问题是商业化太严重，有的科研人员“缺乏一种精神”。
“女性作科研，是很苦的”
从今年开始，韦钰卸任全国政协委员。从1998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起，这10年间她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抵制关于妇女的阶段就业制，争取在公务员退休制度中男女平等。“当时阶段就业已经写到政府报告的草稿中了”。前5年是钱正英带领她们，后来韦钰担任妇女组的组长，一直坚持反对的声音。她说“就是要有很强的声音”。这缘于她自己女性的身份，缘于她自身的经历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她认为中国离真正的男女平权还有很远的路。
韦钰并不讳言自己单身的现状。现在与儿媳妇和孙子生活在一起。“女性从事科研是很苦的，她们要付出很多很多。你去问问她们每一个人，非常圆满的的确很少。但是如果没有一些女性冲出来，女性就更加没有地位。”
韦钰并没有特别说起自己的苦难经历。她不经意之中感叹，我们那一辈是非常非常苦的，是自己奋斗过来的。一直很快的语速，说到这里时突然停顿下来。一定是很多场景浮现在眼前。她出国留学时已经快40岁，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连打电话都没有可能，更别说3年中间回国了。
最愧对的是她的儿子。那是一年春节，医生告诉韦钰，儿子可能患的是癌症，需要做手术。但就是这样，韦钰也不能陪伴在儿子身边。“当时是我最紧张的时刻，什么都不能想。我儿子很苦的，受了很多罪。”说这话时，韦钰的眼里是一片轻濡的泪光。
“女性从事科研，就像走到地狱的门口。要作出很多的牺牲，至少是要牺牲圆满。我们总是希望家庭幸福圆满事业又有成就，没有坎坷。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国，要有一种精神激励女科学家前进。”
欧莱雅公司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设立了一个面向全球女科学家的奖项。中国女科学家李方华获奖的那一年，韦钰正是评委。她认真地执行了自己的职责。后来她不再担任评委，因为她看到中国女科学家的差距：“中国大陆的女性老获不了奖。”
她也看到了差距产生的原因。“一个人是奋斗不出来的，你要有科研环境，要有一个群体。”所以，她现在推动做的一件事，就是呼吁给生育后的女科学工作者一笔启动经费。“现在科学发展很快，生完小孩以后，原来的项目接不上了，让她们怎么做？回国人员都有启动资金，女性为什么在完成社会责任养育孩子以后不能有启动基金？”
中国科协最近恢复成立了中国女科学工作者协会，韦钰在缺席会议的情形下，被推选为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