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天（广东珠海市第一中学，嵌入式系统学科四等奖）
2017年5月14日至19日，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我有幸再次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68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在这次赛事上看到的几件事，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同时也可以说让我脑洞大开,感触良多。
第一件事是开幕式上看到的一幕：“大咖”不“咖”。
作为全球最大、最高级别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ISEF每年都会邀请几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与参赛选手对话，这在ISEF上叫做“Excelle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nel”,翻译成中文大概的意思就是“杰出科学家交流会”，这个交流会通常包含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比如今年邀请的就有2008年化学诺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Martin Chalfie, 2002年生理或医药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麻省理工教授H.Robert Horvitz, 2012年美国天才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洛杉矶分校教授Elissa Hallen，2016年天才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教授Dianne Newman、2016年美国国家技术与创新奖获得者康涅狄格大学教授Cato Laurencin等。
单凭诺贝尔奖的名头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高山仰止的感觉，按理这些都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大咖”，因此我的印象中，这些“大咖”们到场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坐在前排享受“聚光灯”照耀的，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当开幕式进行到中间，主持人介绍这些在国际上响当当的名字的时候，所有这些“大咖”无一例外都是在选手后面的观众席上站起向选手和观众致意，这一点令我非常惊讶，因为这与我平时熟知的情景相差太大了，主办方对这个处理的解释是，这个大赛的主角是“Finalist”，“Finalist”之外的任何人当然就应当成为配角。
或者这样的认知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个大赛本身的价值。
第二个让我脑洞大开的就是所有评委、翻译和组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是“Volunteer”，而且即使是“Volunteer”也还不是你想来就来，还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
这一点其实在去年参加第67届ISEF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只是没有像今年一样近距离的感受和了解。由于希望自己的现场答辩可以尽可能做到完美，今年大赛我申请了一个翻译，这个翻译是一个上世纪八十年对初便来到美国打拼的华人，现在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答辩之余，我与他闲聊，问他来这里做翻译是不是真的是义务的，他说，当然是义务，甚至我们在这里的住宿和三餐也是自费的，来回的差旅费就更加是自掏腰包了。见我有些不解，他进一步解释说，美国是一个非常推崇个人向社会奉献的国家，因此平时大家就非常热衷做义工，至于来这样的大型国际活动做“Volunteer”，在美国的价值认知中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和荣耀的事，因为在这里可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提供服务，展示美国的文化，因此参与这样的国际活动即使是义务的，要来还不是那么容易，要求很高，而且竞争还是非常激烈。
来这里提供服务，自己自费而且竞争还非常激烈，这样的价值理念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比赛在国际上得到了如此高的认同。
第三个让我觉得意外的是，展板并非只能按照规定的尺寸制作，而是只要在分配给你的位置上摆放的下，你尽可以按照你的需要决定你展板的大小。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参加ISEF，关于展板的制作，我们被告知的要求都是必须按照规定的尺寸制作，不能越雷池半步，于是我们在制作我们的展板的时候就不得不根据展板的大小去裁剪展板的内容，这样的结果往往使我们在内容选择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两次在现场我都看到，其实这个所谓的展板标准在现场其实根本就不是个事，选手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兴趣或者审美标准制作自己规格或标准的展板，唯一的标准就是只要你的展位放得下。
这个不是标准的标准使我强烈的认识了什么叫“自由发挥”和“尊重个性”。
第四个让我觉得惊奇是，这样一个国际大赛，他们最看重、最强调的是责任，而不是“竞赛”。
按照一般的理解，既然是国际大赛，那么强调的理念就应该是“竞赛”，而不是其他，但是无论是去年凤凰城举办的第67届，还是今年在洛杉矶举办的第68届，大赛本身一直大力宣传和提到的竟然不是“竞赛”，而是“责任”。
去年凤凰城举办的第67届ISEF，开幕式上请了一位来自越南的企业家Tan le，“情感生命科学”的创办者和CEO, 她也是一位ISEF曾经的Finalist, 她给我们讲述了她当年参加ISEF的作品——一个具有导盲功能的眼镜的发明过程。
她告诉我们她发明这样一个眼镜的最初动力来源于为了帮助她失明的父亲可以重新“看到”周围的物体，在这个过程中她了解了许多像她父亲一样失明又贫穷的人需要得到帮助，于是她觉得她有责任在这方做点什么，从此致力于开发一种价格低廉但性能优良的导盲眼镜，这样的眼镜开发出来之后帮助了许多像他父亲一样的需要帮助的穷人、盲人。
今年的开幕式，组委会又请了一位出生于印度的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助理教授Manu Prakash，这位教授向我们讲述了他贫穷落后的印度出生地的情况，讲述了他在非洲看到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在这些地方，科学仪器十分罕见，也不具备让这些仪器运作的条件，比如电力和压缩空气，这样，孩子们没有科学探索的器材，医生们也不能有效地诊断、治疗一些疾病，于是他致力于制造和发明一些价格低廉、对运行环境要求低的科学仪器。
在讲述中他从一种玩具——旋转轮盘中受到启发，用一张CD光碟和几个特别设计的U型管，制成了只需要人手拉动就可以达到3000rpm转速(也就是现代中速离心机的转速)的离心分离装置，这样的装置可以帮助条件恶劣、缺少资金和电力的地区检测某些必须通过离心分离才能检测传染性疾病，而无需购买昂贵的离心机、发电设备等。他还发明了一种用不到一美元成本就可以看到苍蝇体内生理活动，并说这样的显微镜对培养非洲、印度很多地方孩子们的科学素养、帮助那里的医生诊断许多疾病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他还自费将这些东西生产出来并亲自把它们送给非洲和印度的人们。在演讲的最后，他告诉我们，科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创造某些东西，更重要的应该是承担社会责任。
Manu Prakash的演讲赢得了所有参与开幕式观众长久的掌声，我想这些掌声是真挚和诚恳的，因为我相信他所说的“责任”打动了所有与会者心灵最深处的某种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