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东南周边连接着一望无际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18000公里的海岸线涉及到10个省市自治区。200海里大陆架和漫长的海岸线，为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各类资源，为我们构筑港口与世界交流提供了便利，便得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中最具有激情和活力的经济带。
然而，桀骜不驯的大海也有发怒的时候，风暴潮、海啸、强台风时常冲垮海堤、海塘，海水倒灌，给沿海城市带来巨大的破坏，造成重大的损失。
谁能缚住大海狂龙，保我海堤岿然不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河海大学名誉校长严恺教授，甘担重任，贡献颇巨。
早在40年代，严恺在参加钱塘江海塘工程的设计工作时，在我国首创了一种斜坡式海塘，替代了传统的岸壁式直墙海塘，抗浪挡潮效果好，至今依然屹立于杭州湾北岸。
1980年，作为海工专家的严恺率领近万名科技工作者，耗资约1亿元，足迹遍及沿海1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
搞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既要掌握天高气爽、风和日丽时的各种数据，也要了解风狂雨骤、惊涛拍岸的各类资料。
严恺身先士卒，指导10多个专业组，历时8 年，考察了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沿海所有县市，为我国海岸带的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以严恺之名列为首位的调查成果获得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面对着崇高的荣誉，严恺教授感慨万千……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严恺的童年时代交织着欢乐与痛苦，锤炼了他直面生活、奋勇前行的人格。
他于1912年8月10日生在天津，祖籍福建闽侯，其父曾在水师大学堂任教授，其本家伯父是清末大名鼎鼎的学者严复。可严恺在这个书香门第好景并不长久。7岁丧父， 11岁又失去母亲，靠着在宁波铁路部门任工程师的二哥严铁生提供经济支持，他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幼时的不幸，并没有成为包袱而使他沉沦下去，反而培养了他自强自立的 “倔”性格，激励他的上进心。他在学海中奋悼挥楫，刻苦勤奋是他的白帆，博闻强记是他的长风，一路艰辛一路凯歌。他小学未上完就跳至中学，而六年的中学课程不仅用四年时间就学完了。17岁那年，由于受到二哥的专业影响，他既开了二哥曾毕业的高等学府——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的大门。但因刚念完高中二年级就仓促上阵，仅以备取第二名被录取。他刻苦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到了最后一学年，20多门课程成绩都在90分以上，平均成绩达96.2分，为全班之冠。 1935年，他在大学毕业并经过两年实际工作锻炼后，报考了中央研究院选派到荷兰的留学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30年代赴荷兰德尔夫特科技大学攻读土木专业的第一个中国人。
有这么一段插曲，或许更能表现出严恺的倔强性格。留学生出国以前，都要进行身体检查，南京的医生认为严恺的肺部似乎有一个阴影，出国可能有问题。南京的一位主持招考出国人员的教授爱才心切，不忍心严恺失去留学的机会，就写了一张便条给了严恺，要他拿着条子到北京的协和医院去找一个老熟人，一是请熟人帮忙检查身体，确定健康状况；二是可以减少严恺一些费用。可是严恺到了北京后，心里在想：何必要去找熟人给人家添麻烦呢？不如我自已排队检查得了。检查结果，检查肺部没有问题，虚惊一场。好事多磨，严恺终于踏上了西去求学的路途。
当年，荷兰不少人对中国人的智能是轻视的，但是倔强的严恺让他们改变了看法。在荷兰期间，他在已精通英语的基础上，利用寒暑假自学，掌握了荷兰语、德语和法语，为他广收并蓄国外先进科学知识奠定了基础。他在荷兰著名的水工专家布鲁克曼教授指导下，顽强地攻读水利工程和海岸工程专业，初步掌握了荷兰围海工程方面的技术。周末，他提着一架简陋的相机，拍下了荷兰在建围海工程的大量照片，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这些照片，历经半个多世纪，依然清晰如初。1938年底他取得土木工程师学位后，不愿滞留荷兰，旋即回到了祖国。
毕生黄河长江情
黄河，像一条金色的巨龙出昆仑，绕积石，穿峡谷，跃龙门，滚滚东流一泻千里。但是黄河的另一面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
在这飞起的浪花里深嵌着多少辛酸，多少苦难。
以征服江河，75岁的严恺为了治黄大业考察黄河中上游。面对奔腾的黄河水，严恺回想起当年从国外学成回国，40年代初应聘到黄委会工作，带领一支勘测队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一心想为治黄作出贡献。但当时社会昏暗，官场腐败，民不聊生，科技人员想干点事业，那是困难重重，儿无用武之地。而今天，站在黄河的壶口边，与其他专家共同确定黄河北干流通航基本方案。他赞叹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治黄业绩伟大，确保了数十年来黄河安澜。
严恺的一生与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60 年代初，他被任命为长江口整治研究领导小组组长，负责研究长江口航道改善问题，并参加上海港扩建工程的技术指导。70年代，他参加了我国当时最大的水利工程——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技术指导与重要技术攻关工作。1973年，为解决葛洲坝水利工程中的复杂难题，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他率“中国水利考察组”到美国进行了为期八周的技术考察，为工程续建提供了科技资料。当时中美关系处于微妙阶段，严恺率领的代表团在美国既受到热烈欢迎，又备受注目，所到之处，新闻记者穷追不舍。严恺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地回答记者的各类问题，一时成为新闻人物。
葛洲坝建成以后，严恺参加了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工作，他一贯主张三峡工程宜尽早上马，这将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世纪之梦终于圆了。他应邀出席了隆重的开工典礼，并被聘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顾问。1997年11月8日，令全世界瞩目的时刻，严恺坐在长江三峡大江截流的观礼台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人民共同分享了大江截流的巨大喜悦。
1997年，他主持提出了长江口南支北槽整治方案，建议开辟12.5米深入海航道，使5万吨级海轮和第三、四代集装箱船全天候驶入上海港，为把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创造了条件。这项工程的第一期工程已于1998 年1月27日正式开工。
教科双馨铸丰碑
严恺是一位管理有方的教育家和领导者。1952年，他受命创办河海大学“十六字” 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所体现的优良校风。
今日河海大学拥有10个专业学院，以水利为特色，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为重点，工科为主，文、理、经、管、法多学科协调发展，已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这一切都凝聚着严恺的智慧、心血和汗水。
谈到在新形势下如何弘扬河海大学优良校风，严恺说道，“‘十六字校训是我几十年来从事教育工作，特别是在河海大学的工作实践中所体会出来的办好大学、培养合格人才的指导思想和办学经验，也是我个人的座右铭。当前，在改革开放、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十六字’校训更有它特殊的意义。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腐败思想和不良现象，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缺乏崇尚知识、崇尚文明的风气，不求进取、纪律松驰等，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弘扬‘十六字’校训传统，培养“四有”新人。”
在学校里，严恺一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80年代初期，他指导过一名研究生，曾对研究生的选修科目和科研实验、收集数据等工作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计划表，当然这张试题有还包含着严恺对后来者超越前人的殷切希望。然而，从未领都过严恺的脾气和作风的这个研究生，自以为有大名鼎鼎的严恺导师指导，哪能不会毕业呢。于是，平时在学习方面缺乏刻苦钻研精神，不求甚解，该做的科研实验，偷工减料，数据收集比较马虎。后来，这个研究生在做论文阶段，所写的文章经严恺多次审查并责令修改，始终不能符合质量要求，不予同意参加论文答辩。结果，马虎者自食苦果，没有取得硕士学位。而严恺在指导一名博士生时，却是另外一番情景。严恺为这个博士生选定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但是国内的部分实验研究手段却跟不上，资料缺乏。为此，具有现代开放意识和学术观念的严恺打破门户之见，主动与丹麦一所大学里熟悉的教授联系，商定派这个博士生到丹麦的大学去，接受国外同行的指导，共同完成培养高级人才的任务。后来，这个博士生回国后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严恺长期担任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领导职务，为发展水利科学研究呕心沥血。在他主持下，南京水科院承担了国家治黄、三峡工程长江口治理等重大科研任务，气势恢宏的三峡实验大厅、黄河实验大厅，仿佛就是严恺为水利事业不懈奋斗的里程碑。至今，严恺仍然担任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继续关心着水利科学研究的进展。
严恺自1958年起承担并主持国家重点项目“天津新港回淤研究”，领导进行了大规模的现场观测、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工作，基本弄清了泥沙来源、细颗粒泥沙运移规律和港口航道回淤过程，为解决天津新港严重回淤、建成深水港提供了科学依据，开创了我国淤泥质海岸研究工作的新领域，使我国在这方面的科学技术一直居于国际先进地位。
严恺多年来致力于珠江三角洲的整治研究，提出《关于珠江三角洲整治规划问题的报告》，对珠江三角洲的治理方针、防洪排涝和降低地下水位、潮排潮灌、联围筑闸等作了全面论述，提出了整治规划意见，特别是关于“水沙西调，保护广州，保护伶仃洋海域”的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在整治工程的实施中逐步得到体现。
坚持锻炼“常青树”
严恺院士成为教学科研领域的“常青树”，已经工作了70年，仍然保持较好的精力和体力，这完全是得益于他爱好体育运动、几十年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他是一个足球迷，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就是严恺教授难忘的“节日”。如果是凌晨举行的球赛，他会快速地安排好工作，早早休息，早早起床，饶有兴趣地观看球赛。足球比赛讲究的是整体配合，绿茵场上表现的是激烈的拼抢和奔跑，这一切，仿佛就是严恺自己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写照，当然会引起强烈的共鸣。
严恺认为，从事水利工作的人经常要爬山涉水，必须有强壮的体魄，必须坚持锻炼身体。他把这样的理念贯穿于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中。过去他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的时候，每到上午10点钟，他亲自吹哨子督促大家到室外做广播体操，并且是自己站在前面示范动作。平时，他自编了一套适合自己年龄的形体操，主要是在家里进行锻炼。现在时常有人上午到他家谈事情，到了11点钟，他指指放在桌上的怀表说：“我要到小院子里走走锻炼了。”他诙谐地对客人说：“我现在做广播操有点偷工减料，因为岁数大了，最后的跳跃运动，我就不跳了。”一席话，让大家会心地笑了。2000年，严恺院士被授予“世纪健康老人”荣誉称号。
严恺院士培育出的桃李遍布天下，并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他的儿子严以新博士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从美国留学归来，继承父业，事业有成，现担任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交通与海洋工程学院院长。最近，严以新又被推选担任了中国致公党江苏省委副主委。
参政议政显真情
严恺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的老社员，积极参加九三基层组织的各项活动，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方针，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与论证会议，为力争三峡工程尽早上马而此奔走呼吁。
90年代中后期，他十分关注上海港的重新规划和建设，当他了解到某个方案不符合科学规划要求时，他立即上书当时的总理李鹏，毫不讳言，直抒己见。以后又上书朱基总理，提出建议。两位总理都十分重视严恺的正确意见，已经批转有关部门落实处理。
1993年，年逾80的严恺率领8个人的专家组，应邀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沿海滩涂和港口规划与开发情况。在10天的时间里，平均每天坐车200公里，考察了西南大通道的出海口北海、钦州湾和北部湾。通向海边的道路并不平坦，耄耋之年的严恺坐在小汽车里，经受着一次次颠簸，确实不容易。何况，汽车到了目的地以后还要下车勘测、观察、思考。连续的奔波，当地随行的人员都感觉吃不消，可是严老始终保持旺盛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实在令人敬佩。
高风亮节赤子心
严恺一生主要的精力全部集中在所从事的工作上，惜时如金，廉洁奉公，对衣食住行从来没有特别的要求。相反，他对迎来送往的客套形式和大吃大喝的公款应酬非常反感。
因为工作需要，严恺经常到一些省市去考察，每次出发前，他总是关照身边的工作人员，先给接待单位打招呼，“约法三章”，即一不要请客，二不要送礼，三不要兴师动众。不了解严恺个性的接待单位总认为这是严恺的客气话，因此在接待中还是顿顿成席，山珍海味。严恺看不惯，也无法制止，于是就采取一种“消极”对抗的方式：每到吃饭的时候，他会说自己肠胃不好，只要一碗面条，三下五除二，吃完就离开。久而久之，接待单位以为严恺对面条情有独钟，于是出现了每到吃饭的时候，不要严恺吩咐，面条就已经放在他的面前。后来，严恺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苦笑着说：“其实，我这个人并不喜欢吃面条。在那种情况下，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严恺对用公款请客送礼可以说是深恶痛绝，目睹别人做这种事情时，严厉批评，不留情面。一次，严恺到江苏某地去考察港口选址工作，连续三天，紧张忙碌，为将要兴建的港口提出了十分中肯而科学的建议。当地负责人过意不去，要给严恺酬金，严恺坚决不受，给的礼品，严恺坚决不拿。接待人员心想，可能这里人多，严恺不好意思拿。几天后，当地负责人带上礼品，专程赶到南京河海大学严恺的办公室，当面送给严恺。严恺听了来意，不客气地说：“我到你们那里工作是应该的，在你们那里不拿的东西，在学校里更不会拿。我也不请你们坐了，拿上东西走吧！”
严恺自己的生活俭朴是出了名的。他有一块欧密伽怀表，还是20世纪30年代大学刚刚毕业时，因为在铁路部门工作，对时间准确性要求高，于是花了20块大洋买的。这块表已经跟随严恺的多年，虽然陈旧，却是清洁完整，而且非常准时。近些年来，各类新款手表、怀表层出不穷，但严恺不为所动，就是喜欢自己的这块怀表。无论走到哪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出怀表，放在桌子上，看着表，听取工作汇报，安排自己的事情。他有一双老式样的皮鞋，穿在他的脚上，从陆地到船上，从中国到外国，从春季到冬季，从晴天到雨天，一再修补，连他自己也不知有多少年头了。别人认为他的形象代表学校和国家，劝他重新买一双新鞋。他抬了抬脚，看看皮鞋，笑着说，鞋子没有问题，还能穿两年。后来鞋帮子皱折磨损得实在不像样，严恺才恋恋不舍地将旧鞋扔掉。那年，他到法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会议，会议刚刚结束，友人希望他再住几天，顺便游览一下巴黎风光。严恺觉得国家拿钱送自己出国开会，已经很不容易，没有必要再延留花费了。于是，他就请大使馆代为购买回程机票。大使馆告诉严恺，因为时间仓促，飞机票已经买不到了，请严恺稍等两天。可是严恺回国心切，迫不及待地提着行李直奔戴高乐机场，坐在候机室里等待退票。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等到了一张退票。回到祖国以后，他把出席会议节余的外汇及时上缴了。如果不是当时《文汇报》的一名记者恰巧也在机场候机，及时了解到严恺的情况、回国后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消息，我们是无法知道这样动人之事的。
然而，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严恺却是十分大方的。多年来，有关单位寄给他的审稿费、稿酬以及各类补助费等等，他总是让办公室同志取出存在一个账户上，他从来不用。1995年，学校建立了“严恺教育科技基金”，每年用基金的利息奖励优秀教育科技工作者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大学生。严恺得知消息，毫不犹豫取出多年的积蓄，支持了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
严于律己勤治学
严恺为我国水利、交通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应有的荣誉。他是共和国的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5年他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担任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中国海洋工程学会理事长、国际大坝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平计划政府间理事会副主席。他于1995年被国际水利科学研究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1996年获着届工程科学技术奖，1997年获何梁利科技进步奖。尤其让我们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是，1986年，荷兰人投资几十亿美元建成东斯赫耳特防风暴大闸，严恺教授称之为“水上长城，人间奇迹”，独出心裁的荷兰人以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为数十个巨型闸墩命名，其中一个就是“严恺”。这不仅是严恺的殊荣，同样也是中国水利工作者的殊荣。
严恺院士一生经历艰辛，踏勘高山峡谷，测量荒漠激流，探求江河治理开发，培养水利建设人才。他不仅是水利界的知名学者，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品德，堪为楷模。
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为《严恺传》作序所说：“他姓严，确实是严字当头，严于律己，严于治学，身体力行地实践‘十六字校训’。一丝不苟地求学问，一丝不苟地工作，一丝不苟地做人，几十年如一日，他不仅为河海大学，也为水利界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严恺院士倾注毕生心血主编了一部引起海岸工程界巨大反响的学术专著《中国海岸工程》，获得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而他几十年倔强正直、执著追求、惜时如金、治学严谨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教科书。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打开这部书，追随着严恺院士的奋斗足迹，一位可新可敬的知识分子向我们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