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郭可信是隋海心和任罡的博士导师，他告诉记者，隋海心、任罡分别于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去美国，在美国从事膜蛋白的研究也不过六、七年。
说到这两个学生，郭先生说他们都非常刻苦和有毅力，“对于试验性的科学研究，毅力比智商更重要。”郭先生说，许多人都有一种拼命精神，常常从早晨９点干到后半夜。而且，这样一干就是五六年。有些学生的夫人抱怨丈夫不顾家庭，“但是，没有这种精神，怎么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呢？”
隋海心用了四年时间，取得了成功。但很多人可能花了五六年时间也还不成功。从这个话题，郭先生谈到创新与冒险之间的关系。
他说，目前国家的政策主要是鼓励创新，但创新最根本的其实是冒险，冒险的经过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在容许失败这一点上，我们的现行政策考虑的还不够。
郭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学生王大能在美国首次定出有关糖通道膜蛋白的结构，成果刊登在今年８月１日的《科学》杂志上，这个工作延续了６年时间，被认为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些研究膜蛋白的专家在同一期《科学》上发表评价文章说，他这份工作能够做出来，不仅要克服科学试验方面的重重难关，更要克服继续申请资金的困难，并忍受多年不能晋级的心理压力。实际上，他的确是在六年里没有晋升。当然，现在王大能成功了，他以及其他几位科学家在一些膜蛋白方面的工作被认为是在分子水平上阐明通道的输送机制开辟了新纪元ｍａｒｋ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ｎ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ｅｔａｉｌ，晋级和资助都不成问题了。但是，如果冒险不成功，创新无结果，又是为何结果呢？
郭先生认为，现在国内的科研政策是太追求“短平快”，在一年半年内就要出成果，如不如此，升职，提薪，申请资金就都成问题。这样拿出的成果就不可能是大成果，都没有太大创新。如果我们在科学研究上不扭转这种短视行为，就很难有大的突破，英国皇家学会对有作为的青年科学家有一项可以分两期持续资助十年的项目。德国最长的资助也有八年时间。而我们的自然科学资金资助只有三年时间。如果三年不出成果，就不再资助。这样下去，很多人不肯冒风险，因为，分房子，涨工资，提职晋升都与此相关。这样下去，中国学者是不可能获得大的创新成果，更谈不上诺贝尔奖了。
我们的政策应该为这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人留一条后路，容许他们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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