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末代皇帝谈幸福
我们多次听孙燕教授讲过“我想应该让所有人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这些院士也都是普通人。”他曾经讲过和末代皇帝溥仪一次很有趣的谈话：“大约在1965年的时候，我当时还是年轻大夫，给老院长吴桓兴教授做助手。溥仪得了肾盂癌，先是右侧，后来又得了左侧，因为右侧肾已经切除，左侧就不能再做手术，只能做放射治疗了。吴桓兴主持溥仪的治疗工作。溥仪第一次患癌症的时候，在协和住院，我们也去参加过会诊。所以跟溥仪大概有两年多的接触。溥仪那时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老头，跟他的年轻的样子也不完全一样，常常穿着比较随便，对人很和气，跟医护人员关系非常好。有两年过春节的时候，溥仪见我们就作揖、拜年。我回家都跟我父母说：你们看，皇帝都给我拜年了。
“有一天，在我们老院（当时称日坛医院），老院长进到机房帮他定位。照射的时间一般很短，完了以后就坐在外边跟他聊天。那天，他说他要上王府井逛街。他说，‘你看现在我做一个普通人多好，非常的自由，爱上哪去就上哪去。但不幸我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头，前半生几乎都是在人们的监视下生活。我是个非常软弱的人，连个苍蝇、蚊子都不敢打死’。他开玩笑地说，‘当年我结婚入洞房的时候，就有四个老太太在那看着，我也没那个本事，我就逃了。’后来我和老院长说，您看看一般老百姓都羡慕当皇帝，可是皇帝又羡慕咱们。这正是钱钟书的‘围城’思想，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
“以后，意大利和德国要拍一个末代皇帝的电影，电影摄制组曾访问过我们的老院长，那时候我陪着老院长也跟着参加了。访问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这么样的一个故事，代表了溥仪晚年的一些真实思想。实际上，当时他们也提到溥仪是特别喜欢自由。溥仪的确是觉得他的晚年生活很好，很欣赏他能做一个普通公民。
“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每人都有个人的难处，当皇帝也有。对溥仪的前半生不怎么了解。但是我觉得在他晚年做病人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那还是很欣赏自己做个普通人的生活，感觉特别好。后来乔羽同志在《末代皇帝》电视剧里头写了一首歌。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抛去的金玉便是自由。
“我说这个故事，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大家应该热爱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有最美好的一面，但是人不可能全部顺心如意。皇帝也未必幸福，我们未必不幸福。我觉得大家对今天的幸福应该更多的理解。”
我们接触的孙燕教授正像他自己说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北京老头。每天早晨他骑一辆旧自行车上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地奔忙于门诊、病房、实验室、课堂和国内外的学术会议讲坛上，你不会想到如今已是70开外的老人了。你看，他今天在病房查房，下午到天津讲学，明天到大洋彼岸学术会议报告。晚上刚刚下飞机，早晨又坐在门诊诊室看病。虽然医院告诉他可以随时要车，除了参加大会以外他很少用公家的车。从来不喜欢对他有任何特殊待遇。一个普通人的心态使他保持年轻，用他自己的话说： “当惯了普通老百姓，比VIP自由”。
二、坚定的爱国者
孙燕生于燕赵大地乐亭，那时正是国家危亡的时代。和其他同龄人一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希望能为祖国，为人们做些有益的事情。小学时期在昌黎县城读书，立志学医。以后，他在北京汇文、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学习，1956年毕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是，事情并不是完全像孙燕所想的那样。50年代后，20多年不停的运动他也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多次下乡下矿接受再教育，全家到西北安家落户。但我们和他谈到这些时，他很平静，无悔无怨。“这是全国人民经受的苦难和磨炼，我当然不能例外”。
1979年孙燕被派赴美进修，在美国M.D.Anderson肿瘤中心从事研究。因成绩卓越被聘为客座教授。1981年冬当两位老院长写信要求他回来时，他谢绝了以四万美元年薪对他的挽留，豪不犹豫地踏上归程。美国同行不理解为什么他不肯留下，孙燕的华人朋友告诉他们：“孙燕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回到中国会做出更好的成绩。”之后他用他在美国争取到的几十万科研经费选派了国内的两位青年医生继续这一工作。在他的教育下，他的几位博士生、硕士生和他的儿子儿媳学成后也都回国工作。孙燕说“孩子放学了，理所当然要回家”。
有人说“孙燕真是爱国爱得有点愚，他人生那么坎坷，就是不回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孙燕眼里，他的事业、他的老师和学生也都在中国，他不在北京的两年别人需要替他站岗，他理应回来一道和他们加倍努力工作。同时，他忘不了广大病人对他的情意和期望。他常说：“质朴的工农对人是真正‘重在表现’的。他忘不了农村大娘单独放在他那碗面条下面的鸡蛋；忘不了在困难时候村支书的老父亲一句“老孙是好人”朴素的评价和十年浩劫中很多病人的鼓励和爱护。说到这些，他常常情绪激动，他觉得自己担负不起普通老百姓给于他的那份真情、那分挚爱，所以无论他在国外还是在今天都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珍重自己，加倍工作。近年来，他为祖国所取得的进步自豪，“过去在国外看见发达国家的好生活，常常萌生羡慕的思想‘中国何时能这样多好’。如今，我们的生活实际比美国20年前要好，能不高兴吗？”党的十六大以后，他对发展经济奔小康很有信心，“只有全国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懈努力，我们民族是有希望的。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未能实现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我能为之贡献微薄的力量就没有白活一世。”
三、敬业的肿瘤学专家
在肿瘤医院工作40余年来他勤于学习和临床实践，学识渊博，医德医风高尚。他的敬业和医德在医院时有口皆碑的，也因此受到病人和同道的敬重。从70年代初他就注意到我国淋巴瘤和欧美国家比较具有一定特点, 如霍奇金病比例较少, 非霍奇金淋巴瘤中滤泡型和低度恶性少, T细胞和高度恶性多等.。以后得到顾绥岳和宋少章教授的肯定.，并曾在1980年美国临床治疗学会(ASCO)和1987年国际淋巴瘤学会报告，受到国际上的重视。他临床经验丰富, 对淋巴瘤的治疗上能融入中医的观点, 在1995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亚太肿瘤会议上报告了5101 例的结果被认为是本地区的最高水平。他和殷蔚伯教授从70年代以来主持的小细胞肺癌综合治疗经三次改变方案5年治愈率从7%提高到25%, 并经京津协作组在全国推广。他应用现代科学方法阐明扶正中药的促免疫作用在学术界也有较大影响，权威杂志JAMA和USA Today都曾发表评述和报道。自70年代以来，参加国内外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知名人士如西哈努克、黄文欢、李显龙、王鼎昌、霍英东、Steven Ross等的治疗工作，曾多次受到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嘉奖。由于他的精湛医术和在国内外的影响以致经常有欧、美、港、台及东南亚国家的肿瘤病人慕名而来或邀请会诊。经他救治恢复健康和工作的病人遍布海内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学风严谨谦虚, 淡泊名利, 乐于助人能很好和国内外同行合作。他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癌症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抗癌联盟（UICC）荣誉会员，亚洲临床肿瘤学会（ACOS）副主席。但他从不忽视自己本职的工作，按时出门诊，参加查房、会诊。对远道来的病人常常特殊照顾在办公室诊治，对有的疑难病人他常带病人去请教其他同事。在大查房时他从不讳言有的疑难病人他也不会处理，请求年轻医师下次查房将检查结果告诉他。也常常教年轻医生应当如何去查书和文献。
四、病人心目中的好医生
孙燕说过他我希望病人在最后给他一个论断：他是一个好医生。
孙燕实际和不少病人成了老朋友。他认为这也是有一种交流，这样的交流对他是一种支持。做为一个老医生他懂得，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很冷落，病人就会觉得很痛苦，他是在困境里头才找了你，如果你不热心，不热情那么他是很失望的。尽管有的时候医生并不能保证能够完全把病人绝对治好，无人有那么大的本事，把所有的癌症都能治好。但是医生可以保证一点，可以通过我们的热情，给病人带来温暖，带来支持，分担病人的痛苦。甚至能够努力的把病人治好。这样，绝大多数的病人都是能够跟医生配合。所以慢慢地就成了老朋友，多年在一块，真正是在唯一的共同的目标下，共同地付出过。医生付出过辛苦，病人耐受了一些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那么我们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都很高兴。
看到一些老病人孙燕总是很高兴，特别看到一些小孩从小接受治疗，现在长大了，甚至已经有了小孩子，带他们来看他，他觉得做一个医生也是很快乐的。
孙燕总是铭记，1970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三个曾经经过他治疗的淋巴瘤病人，蹬着平板车，送来一个木箱子。因为他们知道孙燕全家就要下放甘肃了，那是物质匮乏的时代，箱子是他们用自己家里和四处拣来的木板拼凑在一起订起来的。说起此事，孙燕总是十分动容。病人的真情和挚爱，是他身处逆境战胜困难，不断前进的动力。这样，孙燕全家落户甘肃定西后，对治病救人不敢有一丝懈怠，对一些当地认为不能治疗的病人也一样全力以赴。
孙燕说他的快乐就在这里，这就是他最大的快乐。“还有什么事情比这快乐呢？这比表扬好得多了，因为有的时候表扬我觉得，我没有你说得那么好。”
他把做好医疗工作是自己报国的一个途径，“这就是我给我的民族，我们的老百姓做点好事的手段。”孙燕平常的时候很爱说说笑笑，大家对他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他看病的时候，开处方的时候他是很认真的。
孙燕认准一个目标，只要是对的，总是执着地去做，从不自暴自弃。他常说：“人做点好事并不难，但一生做好事是不容易。”我们想这是他一生中取得成果的最重要的原因。
孙燕认为一个不敬业的医生绝对做不好一个医生，因为他要不全部投入的话，绝做不好一个医生。“你要全身心的投入你就做得好。我觉得体育上的精英，他们也是全身心的投入，这个道理是很清楚。我们做医生如果比较全身心地投入，也能够做一点对病人有益的事来。” 他常说：“医学需要实践的积累，没有天才；没有人只有成功的经验没有失误和遗憾；但一个医生应当从不以自己的医术谋求私利，这是对医生也是对自己的亵渎。在抢救病人的时刻应当尽力而为，克尽职守，把毕生的精力献给病人。他是人也有人的软弱、痛苦、悲伤，但他在病人面前他总是着重整洁面带笑容，充满信心，而且永不放弃。”
五、从农村、工矿来的“家里人”
作为医生，他以博大的仁爱之心，关怀每一个病人。甚至在他身处逆境下放农村，在西北安家落户都如此。1959年春节，下放昌平的同志都回家过年了，他毅然一人留在村里防治正在那里流行的小儿麻疹。他抽自己的血给已经受到感染的儿童注射，他每天跑几个村看望病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过的很充实，和老乡们在一起很快乐，虽然我未能回家和妻儿团聚。”1966年他在河南林县医疗队防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组织当地医生学习改善微循环的新方法获得很好的成绩；在急救外伤病人时毫不犹豫地伸出胳臂为病人输血。1970年他带全家落户甘肃定西，他积极抢救当地认为不能治疗的病人。有一个只有一月的肺炎患儿，已经呼吸衰竭。他愣是用手进行人工呼吸加上高剂量阿托品将之救活。病儿的父母为了使孩子终生不忘将病儿的名字改为“敬燕”。现在敬燕已经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娶妻生子。同样，他把两位已经穿好衣裳等死（这是当地的习惯）的病人救活。因此，他成了当地的“名医”。1972年国家决定调他回京工作，临行前当地挽留他晚回一月给当地给农民和干部看病。上车的晚上看病、送行的超过百人。1975年以后，在云南个旧，他同样受到当地工人和干部的爱戴。1998年他和黄国俊教授重回个旧看望一位治愈的老工人，成为当地的佳话、新闻。中央电视台和个旧电视台均作了报道。他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情有独锺，至今每年均有从昌平、河南、甘肃、云南来农民、工人朋友来找他看病或办事，再忙他总是热情接待，请去附近饭馆吃饭。有时招待他们住在家里，以致我们误认那是他家乡的亲朋。他总是笑而不答，有时他戏称自己是“定西名医”，表示他十分怀念在那里的时光和友好。
六、把教育当成自己学术思想的延续
孙燕十分重视教育，是协和医大的博士生导师。他经常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培训班，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专业人员。经他培养已毕业博士生18人，硕士生4人。自60年代初内科培养各地来进修的肿瘤内科医师300余人,大部成为我国内科治疗的骨干。目前在我国肿瘤内科领域的专家大部是他的学生，真正是“桃李满天下”，“弟子三千”。因此曾被评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在国内多次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抗癌联盟(UICC)亚太地区肿瘤内科高级培训班；两次全国抗肿瘤药GCP培训班, 14次全国肿瘤化疗学习班； 编写《肿瘤学进展化学治疗（1996)》、《肿瘤化学治疗的临床应用》(1996)、《恶性肿瘤化学治疗学》(1981)、
《肿瘤化学治疗新进展》(1987)、《肿瘤内科临床手册》(1987,1991,1996，2003)、《肿瘤诊疗关键》（1999）、《癌症三阶梯止痛指导原则》（1996，1999，2002）和《内科肿瘤学》（2001）等书；翻译出版WHO的《癌的药物治疗》 (1974)、 《实体瘤所化学治疗》(1979)和UICC的《成人与儿童肿瘤内科手册》 (1988)、 《临床肿瘤学手册》(1992，2001)等书。并参与我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 (吴阶平主编,1993)、《现代内科学》(方圻主编,1995))、《中华内科学》（陈敏章主编， 1999）、 《泌尿外科学》(吴阶平主编1993))、《现代呼吸病学》(罗慰慈主编,1997)、《实用肿瘤学》(吴桓兴主编,1978)、《现代肿瘤学》(谷铣之主编,1993)、"肿瘤学"(张天泽主编, 1996)和《临床肿瘤学》（董志伟主编，2002）等书的编写。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40余篇。
他认为肿瘤学是一门既困难，又有味道，需要不断学习、研究，在实践中发展的学科。他在给协和研究生教育十年纪念写到：“当你经历一组疾病从过去‘恶性程度高，预后极差’的不治之症到相当程度上或基本可治愈时，当你收到很多从小患淋巴瘤治愈后生儿育女寄来的全家福照片时，你会感到幸福吗？我则总是热泪盈眶，感到欣慰，也觉得人生太短，还想帮助更多病人。在学术上，70年代免疫学发展，使我了解到我们过去的“宿主因素“有这么多，巨噬细胞、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等；80 年代分子生物学发展，真是大开眼界，除了myc、ras以外，还有这么多的前癌基因，但同时又有p53这些抑癌基因；目前的靶向治疗正在开始，多年梦想的个体化治疗就可能实现了；事物总是有正反两面，充满了辩证法。祖国医学的正邪观总应有一个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归宿。在这一过程中真是有太多
的事情要办，太多的课题可研究。而一个人的精力、知识。时间太有限了，就是不吃不睡又能做多少？人生苦短。教育，尤其是高层次的教育，给人提供了机会。使得自己的学术生命得到延续和发展。有的工作需要几个人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我相信在我之后，他们会继续下去，取得成功和贡献，而这将是我最大的欣慰。”
正是如此，他对学生要求很严。例如他允许学生和他自己辩论，但从不允许他们和病人发脾气。在他的科室里从不允许收取不当取的财物，严格禁止药厂给医生“红包”。作为老师，他从不讳言自己有缺点，有很多不知道的事。他总是对青年医生和护士说：“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是医生护士，病人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你门在家里，在我面前是孩子，但一穿上工作服就是工作人员。要克服自己的一切给病人以温暖和信心。”“你是个医生，那就是说你应该把你自己一切的情绪，一切的私欲什么，都能够隐藏下来，压抑下来，而能够很好的扮演你现在的角色，那就是你的医生工作。”
他常常教育的年轻的同事、学生，一定要敬业。他曾经很严肃地批评学生：“如果你不喜欢医生的工作，光是喜欢发财，你干嘛学医呀？学医这么苦，要经过这么多的努力才能够做医生，而且还有很多经验的积累，而且还要经常战战兢兢地纠正自己的判断。
七、胸有大志能够团结大家共同前进学科带头人
在同行中孙燕是公认的内科肿瘤学学科带头人。不但由于他多年来的学术成就，更是由于他的医德和对同行的无私帮助和对中轻年的殷切关怀。孙燕自1959在已故的吴桓兴、金显宅和李冰教授领导和支持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肿瘤内科治疗专业以来，40多年经过艰苦努力发展成为目前具有相当规模，承担大量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内科。同时这一学科在全国也健康发展，在常见肿瘤的综合治疗中占有一定地位。他多年来从事肿瘤内科治疗的临床及实验研究工作，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卫生部甲级科研成果奖、院校成果奖等奖励。他对淋巴瘤、睾丸肿瘤、肺癌的治疗均有很多经验心得，并作出突出的成绩。对我国内科治疗学的开拓、发展、提高和普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数次代表国家赴美国、新加坡、朝鲜等会诊，均园满完成任务。他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审评委员会委员、麻醉品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和亚洲临床肿瘤学会副主席，抗癌学会临床协作中心（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WHO癌症咨询委员会委员。他还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天津医科大学、天津第二中心医院肿瘤医院、第一和第三军医大学、中国中医研究院、华西医科大学、山东肿瘤防治院、郑州大学河南肿瘤研究所和汕头肿瘤医院担任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中国医学论坛报肿瘤学专刊、中国肺癌杂志和中华姑息杂志主编，中华肿瘤杂志、中国肿瘤临床、实用癌症杂志、实用肿瘤杂志、癌症、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和英国医学杂志英文版等的编委，日本临床肿瘤学杂志 (JJCO),美国Seminars in Oncology, International J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Chemotherapy ，欧洲Critical Review of Oncology/Hematology等期刊的编委。
现任内科主任储大同教授说过：“孙燕教授的影响不单是由于他的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胸怀大志对人的大度和宽容。这就是孙燕的人格魅力。”他自己总是说：“每人都有优点，也都有一定缺点，不能静止地而要从发展中看别人。”最近，他曾经严肃批评他的学生们：“一个人如果以发展我国的肿瘤学科为己任，就不会因为那一个人对自己不客气而影响团结，更不能认为无法共事。”“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走在一起了，这个目标就是共同为学科、为把更多病人治好而努力。那我们就是同志就是战友，你有什么理由不爱护和帮助他共同前进？”“一个整天斤斤计较一些鸡毛蒜皮小事，胸无大志的人，只会毁坏事业更不配当学科带头人。”正是如此，他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帮助其他院所发展专业；尊重其他同道一道工作，对不同意见能够从事业的高度认真考虑，感谢同志们的提醒使自己少犯错误。“监督有什么不好？有人对你挑剔使你更加谨慎，遇事多加思考使你把工作做得好些。”有人把他当对手，他则总是把别人当朋友。不理解的学生说他糊涂，他总是笑着回答：“对同志糊涂些会更好，只要看病不糊涂就行。”对全国年轻有为的学者他总是给予支持和指导使他们尽快成才。这样，很多同道都愿意和孙燕共事，希望参加他领导的协作研究；很多中青年专家称他为老师，有问题愿意请他指点。2000年一位浙江的青年学者黄丽有志从事肿瘤临床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并且和一位孙燕的学生合作写了一本专著，要求孙燕为他们写个前言。孙燕很认真地写了并谈了自己多年来的体会，但同时他也要求他们开展调研，积累我国的资料，提高学科水平，后来有三份报刊转载了这篇前言。2002年西苑医院杨宇飞博士等写成专著《肺癌中西医综合治疗》邀请孙燕作序，孙燕不但写了自己对这一课题的体会，并提出要多思，反复检索、实践、思考、再实践的期望，使杨十分感动。他就是这样把后来人当成“来世佛”，当成自己学术生涯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