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目标和环境——王选

 

    王选 1937年生，江苏无锡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机应用专家。现为北京大学 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北大方正集团公司董事等。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科学研究的目标

    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应该有高的目标，即追求科学上的发现和源头创新，并为此作长期不懈的努力。基础研究重要成果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在国际顶尖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有大量正面的引用；或者有人沿此方向作出新的探索和突破，这也可以作为成果评估的主要依据。王淦昌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证实中微子存在的方法，但在国内无法实现，只得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结果美国人看了文章用此方法做出实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王淦昌第二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技术科学的最高成就是深刻影响工业界和人们生活的重大发明创造。例如2003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核磁共振，发明于20世纪70年代末，2002年评奖时已有2.2万台核磁共振成像仪在世界各地使用，受过医学检查的人数达6000万人次。

    在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特别像通信、计算机应用这些应用性很强的专业，自主创新的技术转化成商品，表现出很好的性能价格比，在中国市场上居领导地位，应该成为科研的重要目标。当然更高的目标是把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批量打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但国内的科研环境、评估标准、提职称条件等往往并不鼓励这种目标，对于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有时仍把在SCI、EI发表的文章数作为重要评价指标，这是很有害的。 诺贝尔奖只是个副产品

    贝尔实验室是研究通信技术的应用科学研究中心，其主要奠基人尤厄特提出了“应用创造性的科学知识于技术发展”的方针，把高技术和新产品看作贝尔实验室任务的核心，而诺贝尔奖只是个副产品。恰恰是这种方针，在该实验室产生了11人次的诺贝尔物理奖。

    中国现在还没有像贝尔实验室那样高水平的应用科学研究单位，但贝尔实验室的目标、方针值得我们学习。丁肇中曾经说过，“把获诺贝尔奖作为科研目标是很危险的”。在应用科学领域内，不能把获奖、SCE、EI文章作为目标，而应该有持续奋斗，不断创新，最终使高技术产品在市场上雄居榜首的决心。 杰出人才年轻时就崭露头角

    黄昆先生25岁时就在国际顶尖杂志《物理评论》上发表文章，27岁时提出了“黄散射”，32岁时完成了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玻恩（Born）合写的《晶格动力学理论》。当时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书稿内容已完全超越了我现在的理解，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俩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高兴。”

    “周光召威震杜布纳”（杜布纳指前苏联原子核研究所）是上世纪50年代末周光召30岁时的事情，当时有外国科学家说，“假如周光召将来得诺贝尔奖，我不会感到惊讶”。为了国家利益，周光召毅然放弃了很有前景的方向，投入两弹的原理研究，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年39岁的中科院金属所所长卢柯是中国最年轻的两位院士之一，28岁时任研究员，已经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他后来获第三世界科学院技术奖，可能是获该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获第三世界科学院奖励的最年轻的中国科学家。 给人才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

    对于已有充分证据确认是真正杰出的人才，建议采取十二字的政策：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

    1.给足钱

    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往往痴迷于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科技“攻关”能力，但往往缺乏“公关”能力，而后者是获得、有时甚至是骗取经费的重要因素。对于杰出人才领导的团队，稳定地先给予5年的经费支持，不要让他们为经费而四处奔波。丁肇中获得经费的办法很简单，他绝不会承诺他的研究一定会有什么成果，他只是对政府主管经费的人说：“假如你在我这个领域能找到比我更好的科学家，那你把钱都给他；假如找不到比我更好的科学家，那你把钱都给我。”

    2.配备人

    配备优秀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创造条件以便能招到非常优秀的研究生非常重要。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尚远，但中国人口众多，不乏一流的、潜力很大的大学生，中国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屡屡获奖就是很好的证明。多年来流传下面的说法：中国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质量最高；硕士生差一些，因为最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大多出国了；博士生相对更差，因为很多优秀的硕士毕业生也出国了。我想这一现象会逐步好转，硕博连读的做法也有助于提高博士生质量。

    3.少评估，不干预

    在沃森从事DNA双螺旋结构的研究过程中，他所在的剑桥分子实验室从未要求他们填写过研究进度报告或者考绩表。怀尔斯（Wiles）在升任讲座教授后不久就面壁九年，不发表一篇文章，于1994年最终证明了费尔马大定理。一个教授多年不写一篇文章而没有受到任何考核的干扰，这是杰出人才最需要的宽松环境。对大学教师和科研单位进行业绩评估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管理的一种手段，但是任何评估体系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对于不同学科、不同单位要区别对待，绝不能“一刀切”。我对有些大学实行的“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不能当博士生导师”的做法一直持不同意见，因为照此规定，中国光学机械的奠基人王大珩先生就不能当博导。对于有非凡特长的个人或单位，要忽略他们的某些短处。假如当年清华大学校领导没有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十几分，但英文、语文异常出色的钱钟书，可能中国就少了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了。

    中国需要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也需要能横扫世界市场的创新高科技产品。要达到这些目标，一定要有良好的环境和氛围，特别是要给优秀的青年人成才和建功立业的机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