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３日是个周末，早上，平日里人流如织的街道上清静了许多。但是，国家图书馆分馆的门前却依然人来人往，热闹非常。学术活动厅里更是早早就坐满了人。
这是“文津讲坛”３月开讲的第三场，也是唯一一场谈及科技的讲座《妨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政治因素》，主讲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年逾古稀的他声如洪钟，从康乾盛世发展科技的可能性到今天的科技创新的历史进行了一番梳理。
传统封建制度
抑制科技发展
中国传统封建制度下尽管个别统治者有探求科技的兴趣，但实行的政策却长期抑制科技在我国的发展。
也许“讲古”最容易获得共鸣。尽管繁荣的唐宋、甚至是明清都已经离现代生活渐行渐远，但来听报告的近２００人却都全神贯注，牢牢地把注意力锁定在秦院士的幻灯演示上。
他没有再回顾５０００年的盛世欢歌，一开始就把目光聚焦在了明清以降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没能够延续辉煌这样一个主题上。
秦院士认为中国传统封建制度下尽管个别统治者有探求科技的兴趣，但实行的政策却长期抑制了科技在我国的发展。首先，从统治者个人看来，在中国历代的封建君主中，清朝开国的几位皇帝都很勤政，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要以科学技术来开启民智、改变民风、提高国力。虽有康乾盛世，但皇帝处于自我满足之中，丧失了历史机遇。“重本抑末、闭关锁国、文化专制”的政策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重本抑末”的“末”是指士农工商序列中的工和商。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农业社会，但在工业和商业中才能体现科学技术——技术要经过“工”才能成为产品，经过“商”才能流通。“抑末”的结果就抑制了科技的发展。“闭关锁国”政策也严重危害了国家发展，使得中国失去了和其他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迈向现代化的机会。
因此，康乾盛世事实上是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末路的回光返照。“盛世”一过就是“危世”、“末世”。
“１９世纪中国受尽欺凌，这是每个国人都不能忘记的。”秦院士沉痛地说，“但是我们往往容易只谴责别人的侵略，而不喜欢双向地谴责自己为什么会被侵略。自有国家以来，从来就有战争，就有强国对弱国的侵略，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是西方列强侵略的对象，维新后国家强大，就不再受欺负。但他又去侵略别的弱小国家。晚清这段历史，从感情上来看，是西方新兴列强对东方文明古国的野蛮侵略；从唯物史观来讲，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对落后的封建主义的必然战胜。分析历史不能只凭感情，社会发展的规律毕竟无法抗拒。”
会议“逼”出来的“研究”
关心人的肌体健康就要医病；关心人的思想精神，就要医人；关心人的生存环境，就要医国。
从这次报告的题目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是报告厅里却不时发出爆发性的笑声，总有人频频点头。这样的时刻，往往出现在秦院士讲述了一段比较生僻的史实、信手拈来一句古诗，或是合辙压韵地使用了一串排比句之后。坐在记者旁边的一位女士还曾小声地询问旁人：“你说这位老师是不是以前教语文或者历史的？”
在后来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秦院士虽然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该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１９９８年还荣获总后勤部科学技术“一代名师”称号，但他家里却有６０００册文史社科类藏书！
“我是一个特例。”年逾古稀的秦院士在谈到自己的文史兴趣时说。他还曾经专门撰写文章，谈论当代中国青年成材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文理兼修问题。 往往从宏观的角度、从社会根源的角度分析社会问题的习惯也是得益于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是学医的，中国古代就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说法。为什么医国、医人、医病可以合起来考虑呢，因为贯穿其中的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人文精神。关心人的肌体健康，就要医病；关心人的思想精神，就要医人；关心人的生存环境，就要医国。其中最突出代表的就是孙中山先生，他就是从医病到医人医国的。古人讲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是很多医学从业人员的理想。”
因为这个原因，秦院士的兴趣自然而然的落在了从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寻找对科技界存在问题的解释上。
在２００２年底的一次会议上，秦院士的发言，就是后来成稿的《往者不可鉴 来者犹可追》，获得了广泛关注，他从反馈的信息中感到，这样的认识是发展当前科技事业所需要的。于是在后来的会议上，每一次他都要精心准备讲稿。针对每一次不同的听众，讲述不同的内容。对于别人而言，得过且过或者说俗话套话的会议发言和报告，在秦院士这里却往往成为思考的突破口。他的每篇会议讲稿都经过充分的准备才讲，最近出版的《漫说科教》就是近两年来在各种会议邀请下，秦院士通过调查研究，独立思考后逐篇写就的。他喜称：“这是会议‘逼’出来的研究”。
他的报告不仅言之有物，而且锋芒毕露，直抒胸臆。经常是报告结束后，媒体就竞相引用他发言中的语句大做文章。对此，他却淡然地说：“我做的这些也不能算研究，我只能像徐匡迪院长题词中的四句话那样来做——说真事，讲真话，吐真情，求真理。”
科研也在“应试”
教育应试，科研也“应试”。科研人员的业绩与各种奖励挂钩，而各种业绩的确认却又通过各种可量化的急功近利的评估体系来进行。这使得科研人员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让我们再回到国图分馆报告厅。秦院士的报告已经进行到分析现在科技界存在的问题这一部分。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我们的教育在应试，我们的科研也在应试。
据他分析，中国自古以来“领导看政绩，个人求功利”的思想就存在。建国后，力求尽快致富图强，但这也导致各方面的浮躁。这就为现在科技界的浮躁风气埋下了深刻的社会根源。
首先是当时的政治浮躁。建国后一度浮夸，提出诸多浮夸口号，如“３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经济上也有很多浮躁的口号，如“钢产量一年翻一番”等。这些原因造成了整个社会浮躁。思想，是立地成佛式的；各种活动也是群众运动式的，不注重积累。宣传等也是速成式的。
在这种思维习惯下就出现了一种倾向：教育应试，科研也“应试”。科研人员的业绩与各种奖励挂钩，而各种业绩的确认又是通过各种可量化的急功近利的评估体系来进行。这使得科研人员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论文，就根据一两个数据写论文；要成果，有一两点苗头就作为阶段成果申报；原本是一个大协作项目，为体现参加者各自成绩，就分开来写论文、报成果。由于每提一级都要以任现职级时的成果作为依据，科研人员就只能以三四年为一个周期安排计划。考核评估是必要的，但现在的这种评估方法已经陷入了尴尬境地。被评的人、评人的人和管评的人，谁都不满意，谁都有道理，谁都没办法，又谁都照着办。谁都在埋怨，又谁都怨不着。
群众运动式的科研
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要贯彻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从反对社会浮躁开始，要反对社会浮躁，就首先应该高举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旗帜。
秦院士认为，这种应试的科研采用的是一种群众运动式的工作方法，而这样的做法恰恰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同时，应试科研的做法也在耗损着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
说到这里，秦院士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博士生必须要有“成果”，也就是要有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才能毕业。但是科研需要积累、需要打基础。往往风险大成就高，真正有创造力的成果几年之内是显示不出来的。在医药界，确认一项大的成果至少需要１０年。这就导致大批科研人员为了“出成果”而放弃了风险大、但是前景好的研究思路，却选择比较保守，但是“旱涝保收”的小课题。秦院士说，国外，更看重评审答辩中学生的研究思路，而不是要马上出成果。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恰恰是爱因斯坦曾经批评过的那种手持电钻，在硬板纸上不时钻出小孔来作为成果的做法。实际上，很多阴性结果是很重要的，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启迪。
秦院士两小时的报告有时限，但给听众留下的思考却无尽。
